申請民商案件再審的十二個誤區

作者:尚道君 來源:北京公司律師網 發布時間:2019/5/3 10:23:49 點擊數:
導讀:再審程序是針對不當或錯誤生效裁判的再救濟制度,為廢棄生效裁判既判力、執行力、形成力等一系列拘束效力的法定途徑,屬訴訟法意義上的形成之訴,在我國民訴法中被稱為“審判監督程序”。于實務而言,不必過于糾纏稱謂

申請民商案件再審的十二個誤區

再審程序是針對不當或錯誤生效裁判的再救濟制度,為廢棄生效裁判既判力、執行力、形成力等一系列拘束效力的法定途徑,屬訴訟法意義上的形成之訴,在我國民訴法中被稱為“審判監督程序”。于實務而言,不必過于糾纏稱謂差異,而在于將該理念滲入具體操作規范,以解疑難問題或糾正不當認識。

由于訴訟程序適用本身固有的前后相繼和疊加,故相對于一、二審程序,民事再審程序顯得更加復雜,但申請再審案件和再審審理案件總量有限。因此,毋寧說當事人,很多律師甚至從事再審工作時間不長的法官也對民事再審存在種種認識誤區。

十多年來,筆者辦理了大量民事申請再審和再審案件,親歷并參與持續多年的審監改革、立法修改、司法解釋制定等,在此對有關問題作一梳理闡述,以裨司法實務回歸立法本意和制度本性。

誤區一:再審申請書不重要

當事人申請再審、檢察監督(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和法院依職權再審為啟動再審的三種方式,但無論立法本意還是案件數量,當事人申請再審無疑最主要的再審啟動方式。當事人申請再審必須提交再審申請書,這為民訴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所明確規定,也是當事人享有申請再審權時應負擔的訴訟義務。

再審申請書的質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審查效率和審查結果,應當認真對待。實踐中,再審申請書卻往往存在以下問題:

1.從頭到尾從不引用民訴法第二百條第x項,這在形式上就不符合要求,因為再審審查是圍繞十三項再審事由中的一項或幾項展開的;

2.僅按一、二審思路籠統寫“原審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不當”,而不是圍繞具體再審事由和個案情況,對原裁判認定和說理展開攻擊,缺乏有針對性的說服力;

3.大篇幅地摘抄原裁判內容,申請再審本身內容較少,造成再審申請書無必要的重復;

4.斷章取義挑刺式地攻擊原裁判的個別詞句表述,而沒有從案件爭議焦點、實體權利構成要件及程序合法性要件展開整體而有邏輯的論述,難以達到啟動再審的標準;

5.具體主張理由與所列引用法條的再審事由明顯不符,實為另一再審事由,在其具體主張有理的情況下,是否裁定再審,令法官左右為難。

出現上述問題,不外乎以下幾點原因:

1.有的當事人或代理律師往往誤認為,糾正原裁判錯誤是法院職責所在,其只要隨便提交個申請再審書即可。殊不知,民事再審仍然要受到處分原則約束,且不是所有的原審錯誤都必須通過或者能夠通過再審予以糾正。

2.誤認為再審申請書相當于起訴狀,等待詢問或開庭時在詳細表達意見或進一步提交書面意見。其實,再審審查不是一審程序,詢問也不是開庭,大多數申請再審案件都是書面審查的,當事人或代理人未必有當面陳述的機會。

3.原審裁判正確,難以找到更好的申請再審角度或新的理由,只能硬湊再審申請書的內容。

4.律師對申請再審案件積極性不高或不負責任(這個你懂的,具體不在此開展)。

誤區二:不提供對己不利的證據材料可提高再審率

再審申請人提供的證據材料不全是再審審查經常面臨的問題。如合同糾紛案件中存在多份相關合同時,再審申請人只提供原審中提交的部分合同,或者提供缺頁的合同文本。有時,這出于當事人或代理人的疏忽,但更多地是出于如下心態:

讓法官在審查時只看到對己有利的證據材料或部分內容,以達到裁定再審目的。且不說,對方當事人可能提供完整的證據材料,僅就裁定駁回還是啟動再審的結論選擇而言,法官選擇前者面臨的風險較小。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法官會在基本案情或爭議內容不清的情況下,草率裁定再審,以致后來的再審裁判陷于被動。況且,大多數法院要求需要裁定再審的案件,應調閱原審卷宗。因此,以故意遺漏某些材料或內容,求達到不當引導法官判斷的想法,顯得幼稚且不專業。

其實,上述情況更多地出現在申訴信訪材料中,在訴訪分離的格局下,作為專業的法律人,無論法官還是律師,都應該要以法律之道來應對法律問題。

誤區三:再審審查案件三個月內必定審查完畢

民訴法第204條規定對當事人申請再審案件的審查期限為三個月,也就是說,三個月內要么裁定駁回,要么裁定再審,要么作裁定終結審查、并案等特殊處理,總之要有審查結果。但在實踐中,有一部分案件無法在三個月內審查完畢,其中相當比例的是擬裁定再審的。

因為裁定再審案件往往需要調卷,法官審查更加細致,考慮更加周全,內部審批程序也更加復雜,有時要經過所在庭的審判長聯席會議,甚至院審委會討論決定。

對于審查超過三個月的案件,一般不能認為違反法律規定,因為民訴法第204條規定了延長審限的制度。民訴法第209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人民法院逾期未對再審申請作出裁定的”,當事人有權申請檢察監督,但實踐中,幾乎沒有因此而提起檢察監督的案件,一定程度上也是考慮了上述情況。

因此,作為再審申請人不應急于要審查結果,一定程度上,審查時間越長,裁定再審的可能性越大。

誤區四:詢問等于開庭,所有審查案件都要詢問

雖然經過兩次民訴法的修改,再審審查程序具備了一定的訴訟屬性,但其畢竟不同于再審審理和裁判程序,民訴法也未規定審查期間的開庭制度。最高法院有關司法解釋及《解釋》規定了詢問制度(很多人習慣用“聽證”)。

詢問不同于開庭,其程序相對較為靈活,不強制要求全體合議庭出席,實踐中往往是承辦法官與書記員聽取當事人意見;沒有公告送達、拘傳等開庭程序,可以聽取雙方或單方意見;詢問過程不嚴格要求區分調查、辯論、最后陳述等階段。《解釋》第397條規定,根據審查案件的需要決定是否詢問當事人;新的證據可能推翻原裁判的,應當詢問當事人。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以“新證據”為由申請再審就一定會進行詢問。只有“新證據”成立,擬裁定再審的,才必須詢問。實踐中,大部分案件中所謂的“新證據”并未達到推翻生效裁判的實質要件,可以不經詢問直接裁定駁回申請。

誤區五:當事人在原審中未主張的理由不能納入再審審查范圍

原審審理范圍圍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進行,再審為對生效裁判的特殊救濟程序,再審審查圍繞當事人所提再審事由進行,故有觀點認為,當事人在申請再審中的主張只能以原審所主張的理由為限,新的理由不能納入審查范圍。但這一觀點混淆了訴訟中的具體理由、再審事由及再審請求的區別。

我國民訴法規定的十三項再審事由內涵豐富,特別是最常用的“認定事實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和“適用法律確有錯誤”規定較為籠統,加之實體法和訴訟法交織的復雜情況,對再審審查的具體范圍需要區別對待。

除了新證據的再審事由外,多數情況下,原告申請再審時的主張往往不會超出原審的主張,否則就很有可能構成另一訴訟標的,需要另案解決。而被告享有多種抗辯(權),其為再審申請人時,審查范圍問題就顯得更為典型,故以下以原審被告申請再審為例。

被告享有的抗辯(權)包括:1.權利障礙抗辯,即主張原告權利根本沒有產生,包括合同不成立、當事人無行為能力、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等; 2.權利消滅抗辯,即主張原告權利雖曾產生,但已歸于消滅:如清償、提存、抵銷、混同等;3.實體法上的抗辯權,如同時履行抗辯權、不安抗辯權、先履行抗辯權、訴訟時效抗辯等;4.程序法上的抗辯,如包括妨礙訴訟抗辯(如法院無管轄權、原告主體不適格等)和證據抗辯(如原告證據不合法等)。

以上抗辯(權)還會形成多種子類型,至少可以形成三級目錄的“抗辯(權)樹”。

例如,將實體法上的抗辯權作為一級目錄,那么,同時履行抗辯權、先履行抗辯權、不安抗辯權等應為二級抗辯(權);根據合同法第68條,不安抗辯權包括四種情形,則可形成三級抗辯(權):(一)經營狀況嚴重惡化;(二)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三)喪失商業信譽;(四)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

由于抗辯體系的復雜性,原審被告申請再審的理由與其在原審中的抗辯可能形成不同的關系。

一是重復或者選擇原審中的部分抗辯理由;

二是一級抗辯類型不同,如原審以權利障礙抗辯,申請再審則以權利消滅抗辯為理由;

三是二級抗辯類型不同,如原審以同時履行抗辯權抗辯,申請再審以不安抗辯權為理由;三級抗辯不同,如原審以對方“經營狀況嚴重惡化”為不安抗辯權情形,申請再審時則認為對方“喪失商業信譽”;

四、跨不同類型和級別抗辯,如原審以原告主體不適格抗辯,申請再審則以原告權利消滅為由。

如果認為只有第一種情形屬于再審申請的審查范圍,后三種情形中申請再審的具體理由無論是否成立,均不能納入審查范圍,則與立法本意和司法實踐相去甚遠。實際上,以上各層次的抗辯(權)均可能涉及證據、事實、法律、程序等問題,即可能對應不同的再審事由。就再審審查而言,被告作為再審申請人所提出再審事由均應納入審查范圍,而不應局限于其在原審中均提出抗辯(權)。

但以下兩種情況例外:

一是實體法或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的法官不應主動適用的事項,如訴訟時效、違約金調整等,如當事人對上述事項在原審中沒有主張,裁判生效后,再將其作為申請再審理由,無論該事項是否成立,也不應納入審查范圍,更不能因此啟動再審。

二是再審請求超出原審訴訟請求,圍繞該再審請求的相關理由可不予以審查。

當然,反對者會認為本文觀點對原審法官不公。在當今司法責任制甚囂塵上的當下,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基于以下幾點理由,筆者還是認為不應不當限制審查范圍:

1.法官知法是一項基本原則;

2.一般情況下,沒有當事人會在原審時故意不主張對其有利的理由,而要等到申請再審再行提出;

3.如果在當事人申請再審時不予審查,當事人仍會以該理由申請檢察監督或者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而后程序不會上述問題限制;

4.新證據和程序性的再審事由都不是以原審主張為限;

5.司法責任制不完備、不科學不能成為限制再審申請審查范圍的理由。

誤區六:申請再審期間對需要鑒定的問題無法審查

申請鑒定是當事人在原一、二審中的訴訟權利,再審審查的對象是生效裁判是否存在再審事由。因此,《解釋》第399條規定,再審審查期間,當事人申請鑒定、勘驗的,人民法院不予準許。

根據我國民訴法的規定,鑒定程序應當由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啟動,不是法院委托所形成的鑒定結果不是民訴法意義上的“鑒定意見”。

據此,有觀點認為,對于實踐中出現了當事人單方執行委托鑒定機構所形成的“鑒定結論”應直接排除在審查范圍之外。

筆者認為,少數申請再審案件確實存在需要“鑒定”的情形,當事人單方提供的“鑒定結論”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鑒定意見,但并不能直接否定其作為“書證”的意義,其有可能構成再審事由中的“新證據”或者“原審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可以將其納入審查范圍。

另外,法律和司法解釋并未禁止審查期間法院依職權委托鑒定,故法院確有必要對基本事實作審查判斷的,其依職權啟動鑒定程序并不違法。

誤區七:任何一方當事人都有權至少申請再審一次

民事訴訟雙方當事人地位平等,原一、二審裁判生效后,任何一方都不服,都有權申請再審,但對再審裁判不服的除外。民訴法地209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再審判決、裁定明顯錯誤的,當事人可以向檢察機關申請檢察建議或抗訴;《解釋》地383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當事人對再審判決、裁定申請再審的,法院不予受理。

對此,有觀點認為,如果上述規定中的“再審判決、裁定”是因一方當事人申請再審而形成的,那么另一方仍有權對該“再審判決、裁定”申請再審。

際上,上述規定并未對再審裁判作區分,無論其是一方申請再審還是檢察監督、依職權再審而形成的,一概排除了任何一方對再審裁判的申請再審權。

從理論上講,在形成再審裁判的再審審理程序中,再審申請人和被申請人訴訟地位平等,再審裁判并不會偏袒任何一方。而且,如果被申請人對原一、二審生效裁判不服,在對方申請再審時,還可以提出再審申請;在再審審理中,被申請人仍然有機會提出本方的再審請求。

因此,被申請人沒有必要等到再審裁判后,再對該再審裁判提出申請,造成救濟過度。況且,如被申請人對該再審裁判結果不服,還可通過申請檢察監督救濟。

誤區八:駁回裁定具有如判決般的法律效力

我國并沒有成文法意義上的既判力制度,導致實踐中對“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到底有著怎樣的拘束力,在多大范圍和時間內發生效力一直存有爭議。

就駁回當事人申請再審裁定而言,其本身不能作為上訴或再審對象,再審申請人對駁回不服的,通過申請檢察監督要求再審的對象還是原生效裁判,而且根據《解釋》第420條規定,此后對原生效裁判的再審不受駁回裁定的影響。

也就是說,駁回裁定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對與錯,上級法院駁回了一方的再審申請,并不意味著下級法院必然不會再審改判。

另外,駁回裁定沒有形成力,不能作為形成新的法律關系依據;沒有執行力,不能作為執行依據;沒有證據預決力,不能視其為生效裁判認定的事實,作為另案的免證事項。駁回裁定效力主要為終結再審審查程序。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后程序法官的心理層面,駁回裁定特別是上級法院的駁回裁定客觀上還是起到一定作用。

誤區九:再審無須繳納訴訟費

《人民法院訴訟法收費辦法》第9條規定:“根據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的案件,當事人不交納案件受理費。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一)當事人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向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人民法院經審查決定再審的案件;

(二)當事人對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或者裁定未提出上訴,第一審判決、裁定或者調解書發生法律效力后又申請再審,人民法院經審查決定再審的案件。”

由于該規定并未考慮按一審程序的再審和按二審程序再審的區別,再審案件受理費也不是預繳,而是由再審申請人負擔,而且,對法院依職權再審和檢察院抗訴再審的案件沒有規定受理費,因此,實踐中對再審收費存在不同做法。

對新證據再審的案件理論上收取受理費并非不當,但因再審事由重疊等原因,實踐中操作難度較大。對于一審生效后,上級法院裁定提審的,避免為逃避受理費“不打二審打再審”,應當收取受理費,;按一審程序的再審傾向于不再收取受理費,除非有新證據或者原一審只收取一半受理費。裁定再審后,當事人不繳納再審受理費的,法院可以按撤訴處理。

誤區十:再審就是全案審

我國訴訟施行二審終審制度,沒有專門處理法律適用問題的三審程序,加之立法參照譜系、司法制度、歷史傳統、再審事由設計等多方面的制約和影響,我國再審制度承擔著案件糾錯、吸納信訪、救濟當事人權利、統一法律適用等多重功能。

因此,大陸法系通行的再審補充性原則在我國并未得以體現。盡管如此,再審范圍較寬,但也并非全案審理。《解釋》第405條規定,審理再審案件應當圍繞再審請求進行,當事人的再審請求超出原審訴訟請求的,不予審理。

所以,對一審生效裁判再審,再審請求不可能超過原告的訴訟請求或被告所承擔的民事責任;對二審生效裁判再審,再審請求不能超過上訴請求。

在抗訴再審案件中,即使當事人超出原審訴訟請求的再審請求獲得檢察機關的支持,也不應納入再審范圍;反之,若當事人的再審請求不超出原審訴訟請求,即使未獲檢察機關支持,也應予以審理。

至于圍繞再審請求的具體理由,如本文第五點所述,并不受原審主張限制。就案件爭點而言,隨著訴訟的進展,再審爭點更為集中,且不超出原審審理范圍。

誤區十一:法院依職權糾錯等于依職權再審

為充分貫徹當事人民事程序處分權,大陸法系國家的再審之訴并沒有給法院依職權再審留有空間。我國職權主義在民事訴訟中仍然起著重要作用,民訴法第198條規定了法院依職權再審制度。

法院依職權再審并不等同于法院依職權糾錯,可以說,前者是后者的下位階概念,前者是后者的主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渠道。對于一些性質上不能再審或再審救濟缺乏法律依據的案件,如果的確有必要糾錯,法院依職權糾錯的職責終究是存在的。

適用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產程序等非訟程序的案件一裁終結,沒有上訴審救濟,其裁判錯誤的,民訴法及《解釋》則特設專門程序予以糾正(如異議制度、撤銷除權判決制度、重新判決制度等)。

極少數非訟案件無法滿足適用上述程序的條件,或者經過上述程序后仍存在明顯錯誤或者嚴重違背公平正義情形時,法院可以通過依職權糾錯,但不是依職權再審。《解釋》第443條撤銷確有錯誤支付令的規定和處理確有錯誤的訴前保全裁定的批復(法釋〔1998〕17號)均體現了這一區分思路。其他裁定在沒有法律、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確實需要糾正的,也可參照這一精神處理。

當然,就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和終局性裁判的法律效力而言,依職權再審和依職權糾錯都是在極端情況下的兜底救濟途徑,理想狀態是備而不用。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解釋》第380條的規定,對于司法確認調解協議和準許實現擔保物權兩類案件,當事人不得申請再審。

這兩類案件是2012年民訴法修改時新增加的,同時在審判監督程序中第206條規定:決定再審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決、裁定、調解書的執行,其中“裁定、調解書”是新增加的內容。

此處的“裁定”就是上述兩類案件的裁定。因此,在適用特別程序案件不能申請再審的情況下,將這兩類裁定作為民訴法第一百九十八條法院依職權再審的對象,既理順了相關條文之間的邏輯,也解決了實務中法條引用的問題。

誤區十二:民事抗訴案件“凡抗必審”

民訴法第211條規定,檢察機關抗訴的案件,法院應當在30日內裁定再審。一般而言,民事抗訴案件應當“凡抗必審”,但仍有特殊情況需要考慮。檢察機關提起民事抗訴須具備一定的法定條件,否則,有可能造成客觀上無法進行再審審理。

上述法條給了“30日”的期限,也隱含了法院應對抗訴案件進行形式審查。《解釋》第417條規定了對抗訴案件裁定再審的四個形式條件,不符合條件的,法院可以建議檢察機關補正或撤回,甚至裁定不予受理。

實踐中,對于不應裁定再審的案件往往由法院向檢察院作退卷處理。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7號指導案例指出:人民法院收到民事抗訴書后,經審查發現案件糾紛已經解決,當事人申請撤訴,且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應當依法作出對抗訴案件的終結審查裁定。民訴法第208條賦予檢察機關對民事調解書的抗訴權,但限于調解書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

鑒于近年來,損害案外人的虛假訴訟所形成的調解書情形較多,所以一般認為,對損害案外人利益的調解書也可成為抗訴對象。民訴法第209條第二款規定,檢察院作出支持或不支持當事人的監督申請,當事人不得再次申請檢察監督。

由此引發對于檢察院是否有權提起“二次監督”,以及何種情形下提起“二次監督”的爭議,也對“凡抗必審”命題也提出了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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